2006年5月3日，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表《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年度报告》宣称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2250亿美元未来潜在的不良贷款（NPL）在内，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贷款达到9110亿美元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推算，该数字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的40%，超过中国外汇储备的总和。
境外收款“数目如此巨大的不良贷款仿佛不断淤积的黄沙，让中国金融这条黄河慢慢变成一条地上河，政府一手日以继夜的修葺河床，一手铲沙掘金，”中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特别助理王毅说。
境外收款据统计，从1999年至今，中国政府已经花费了相当于GDP的25%到30%，为NPL买单1.4万亿元人民币，并于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（AMC）。事实上，非官非商的AMC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一直成效不彰，共处置NPL8860亿元人民币，
境外收款相当于总量的60%。
境外收款2006年是中国向WTO兑现全面开放银行业的大限，中国政府亦要求AMC必须在年内完成NPL的处置。这就意味着，AMC将在一年时间内完成总量的40%，数额为5140亿元人民币。
境外收款“这的确是一个机会，但不是所有人的机会，”罗德曼说，不良贷款的估价问题和产权问题让境外投资者觉得沮丧，“这是高风险、高回报的投资。”
先天不足的AMC
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，缓解了AMC的燃眉之急。
1999年，为了帮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，卸下其背负的1.4万亿NPL，中国政府成立了信达、东方、长城、华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。财政部每家斥资100亿元作为注册资金并充当其出资人的角色，而其公司人员则多数是由对应的国有银行抽调而来。AMC通过银行再贷款，收购银行不良贷款进行处理。
“这相当于从中国政府的一个腰包掏钱到另一个腰包。从一开始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非官非商的‘四不像’。”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如是说。
一方面AMC要听命于出资人——财政部，AMC在决策、授权方面受到诸多制约。AMC完成清收任务后所有收益必须上缴国库，然后再由财政部划拨5%的固定费率（清收成本）和1%左右的报酬给AMC，缺乏灵活有效的激励机制。
博锐48另一方面，AMC手握尚方宝剑，令行禁止。即便违规，法院也须为其开道，毕竟谁也承担不起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。AMC动辄和地方政府达成某种协议，极具行政色彩。
境外收款“AMC本身就不是一个商业化的投资主体，也非按照商业化的处置手段，来完成对商业化NPL的处置。”王毅认为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国有商业银行与AMC关系无法界定清楚。无论是哪一方都会把其经营的风险推给对方，AMC对不良资产处理效率低下就在所难免且容易滋生腐败。
境外收款更为严重的是，在当时，“市场规则、买家、经验，什么都没有，”对NPL理解一片空白。政府给AMC设立了一个10年的存续期，AMC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完成NPL的处置。只有区区数百人的每家AMC，面对这些四大国有银行众多信贷部门在十多年时间内形成的、涉及到几万个案子的NPL，必然旷日持久。
此时，一个名为王都的人出现了。公开资料显示：王都，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。1991年进入纽约华尔街从事基金管理；1999年创办第一家专门从事中国不良资产投资的公司——KTH基金管理公司，并出任董事总经理。因为成功参与了广信、粤海和海国投的NPL处置，被华尔街誉为NPL处置的“摇滚歌星(RockStar)”。
